大学的灵魂：教学与学习的高度自由和开放

大学应该如何办，怎样才能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恐怕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如果某种体制放之四海而皆准，大学大概只会剩下一种模式。但我觉得大学的内在精神一定有其规律，只有尊重这种规律，大学才能人才济济。读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我更加相信这一点。

《上学记》相当篇幅是写被称为“人才孵化机”的西南联大旧事。该书介绍：西南联大的老师教同一门课，讲什么、怎么讲，概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很多，钱穆和雷海宗各教一班，他们各有个人的理论体系，内容大不相同。《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到20世纪40年代，超过一百年，老师却只讲了50多年，等于只讲了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北大陈受颐先生教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多少个朝代都没有讲完。

教课的教得自由，读书的也读得潇洒。西南联大虽然规定了某个专业毕业需多少学分，却从不考勤，学生上不上课悉听尊便。课堂上学生可以与教师随意讨论问题。金岳霖上逻辑课，讲得非常投入，有个湖北来的同学课堂上非常喜欢与金先生辩论，动不动就说：“啊，金先生，您讲的是……”两人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好不热闹。还有一个理学院的熊姓同学，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都是错的。周培源那时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下课都缠着周先生辩论，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这位同学仍旧不依不饶，他们的辩论成为南区教室一景。

西南联大的上课和学习高度自由，至少可以带来三个好处。首先，它有利于开发个人潜能。对老师来说，教学自由可以使他讲授自己体会最深、最有研究的东西，避免做二道贩子，将自己不懂的东西“卖”给学生。对学生来说，学习自由可以使他们凭性情听课，寻找个人特长，以最佳路径发展自己。其二，它能够促进思想的碰撞。彼此认真讨论，面对比自己权威的人也毫不怯懦，才会产生疑问，也才能走近真正的知识。第三，它可以极大促进人的创造力。事实证明，一种环境充满各种繁琐的规矩，严重禁锢人的心灵，创新能力就弱；一种环境顺应人的性情，鼓励人的自由发展，创新能力就强。

今天的社会跟过去有很大不同，完全照搬以前的做法当然不行。就说上课不考勤这件事吧，西南联大这样做肯定没问题。一是那时候学生非常穷，外面的娱乐跟他们无缘；二是战争时期大家都背井离乡，一年365天天天呆在校园，学生不上课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现在这个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高了，学生有钱的比比皆是，社会的诱惑也很多，如果高校对学生放任自流，不抓出勤率，一些大学生可能通宵上网、私自下河游泳、玩得一个学期不见人，给学校制造大堆麻烦。然而，在某些方面，比如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学个性，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课堂的辩论自由，用心关注学生特长，坚决不人为设置思想禁区等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在我看来，教学与学习的高度自由和开放，才是一座大学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