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走向世界的山东农民

2011年12月25日，莫言手捧长篇小说《蛙》在青岛大剧院，这部作品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何海儿/CFP）

1997年10月，参军二十一年后，莫言离开了部队，来到《检察日报》社影视部工作，这个单位后来重组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当时《检察日报》社长刘佑生原想请莫言来社里主管的《方圆》杂志当主编，莫言笑着对他说：“饶了我吧！我不当官。”

直到2007年调往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莫言在《检察日报》呆了十年，报社给了他想要的相对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十年中，莫言的重要长篇作品《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相继诞生。本刊记者走访《检察日报》社，发现莫言在报社上下都赢得了好口碑，人缘相当不错。在文学创作之外，他把一切世俗事务都打点得十分周到。他跟大爷爷学过两年中医，为了以后写药方，曾练过毛笔字。后来因为觉得右手写字总脱不掉“钢笔味”，他开始练习左手书法，居然也写成一手好字。检察系统但凡有人向他求字、为书作序，“莫老师从来不会拒绝人”。

其实就是一个山东农民

莫言在影视中心参与过两部电视剧本的创作，其中一部是1999年的《红树林》。原来莫言不仅写“乡土”，也写“城市”。虽然他自言局限不少，除了商业规则，还有行业的规则：“要从正面表现检察官的形象，官员的腐败也要表现在尺度之内。”但莫言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不再写诸如检察官妻子下岗、孩子发烧、法网人情两难等等“大路货”，而将一篇未完成的小说《珍珠奇谈》糅进了这个剧本，给这一题材平添了许多奇情色彩。别墅、广场、豪车、夜生活、男欢女爱……剧本里充斥着莫言笔下少有的场景。可以肯定的是，他写城市并不得心应手。

《红树林》先拍成电视剧，后改成长篇小说，也成为莫言十一部长篇作品里他个人最不满意的一部。刘佑生说当初是“逼”着莫言写的。按照莫言的性格，他当然不会拒绝。平日里，莫言也会和报社同仁参加下基层检察院考察的活动，给通讯员上课讲如何写作。2003年，他主动写了一部反映反腐倡廉的电视剧本《雪白的墙》，后被改编成电视剧《良心作证》。他自己这样总结在《检察日报》的十年：“《检察日报》让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知道了很多官场内部的规则，知道了在合法和非法中间有一个灰色的地带。”

记者问莫言：“得了诺奖，对你意味着什么？”他回应：“意味着我得出来见你们。”这就是莫言式的幽默。《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王守泉评价莫言最讲“中庸之道”，“他说话巧妙、俏皮，同时永远得体、注意分寸”。他正式作为《检察日报》的一员，参加影视部的电视剧首发式活动时，媒体问他为什么转业，他开玩笑说：“部队嫌我太胖了。”《检察日报》文艺副刊副主任彭诚还给记者讲了个故事：一次在清华大学举办讲座，莫言是被邀请的三位嘉宾之一。领取酬劳时签字，表格上数目是两千元，莫言边签边说：“两万块，你们挺大方的嘛。”只有彭诚这样熟悉他的人，一看就明白莫言这是在开玩笑。他故意读错数字，脸上却不动声色，吓得主持人忙不迭解释。

人们往往评价莫言“其实就是一个山东农民”，这既是对莫言小说中一贯乡土色彩的概括，也是对其朴实人品的肯定。不过莫言倒不是完全与“时尚”绝缘，让彭诚印象最深刻的是，莫言一次讲演完，报社派车送他回家。彭诚和莫言一起坐在后座，聊天时她问莫言，如何创作出小说中那么多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莫言当天演讲的主题就谈的是经验和想象力之间的关系，他笑着承认，大部分都出自自己的想象。彭诚还记得，那天她喷了迪奥新出的“真我”香水，莫言就说“你喷的是迪奥的香水吧”，这让她大吃一惊。她笑着对记者说，其实莫言老师也是拥有很多“经验”的嘛。

莫言的细腻深藏不露。作家丛维熙曾写文章回忆，九十年代一次春节前，他请友人到家中欢聚，喝酒喧笑，好不热闹。直到酒终人散后，丛维熙的妻子才在家里的角落“发现莫言带来了年节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北京人艺“荣誉编剧”

莫言与影视界的互动，在作家中算是比较紧密的，《红高粱》无疑是最为炫目的一次合作。除此之外，他的小说《白狗秋千架》也在2003年被导演霍建起看中，拍成了电影《暖》，一举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奖项。莫言担任编剧的电影《太阳有耳》，严浩执导，张瑜、尤勇主演，1995年摘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999年，他的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促成了与张艺谋的第二次合作，这就是电影《幸福时光》。不过莫言说，片子改动太大，跟他原来的小说几乎没什么关系。

编剧莫言还曾跨界到话剧界。他共写过三个剧本，最近借诺奖东风，已迅速结集成书面市了。追溯起来，莫言走上文学之路其实始于戏剧。他从小就爱看戏，村里只要有唱戏，他从来不曾错过。村里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还曾在戏台上跑龙套演小土匪。在代表作《檀香刑》中，莫言对家乡流行的“茂腔”的精彩借用，让所有读过小说的人都印象深刻。

1978年，他在山东黄县当警卫战士期间，曾受话剧《于无声处》和曹禺、郭沫若等人剧本的影响，写下一部六幕话剧《离婚》。故事讲的是“文革”期间与“四人帮”斗争的事，一腔热血的莫言把“处女作”寄给《解放军文艺》，但遭遇退稿。退稿信上写到：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几年后，剧本手稿被作家本人付之一炬。

《离婚》之后，莫言有二十多年没碰戏剧。1996年，导演王向明和编剧王树增听说莫言曾为张艺谋写过一个关于楚汉战争的电影文学剧本《英雄美人骏马》，于是找上门来，“怂恿”莫言参与创作新戏《霸王别姬》。2000年岁末，这部小剧场话剧在人艺上演，在当年引起不小的反响，创下近四十万元的票房佳绩。两位编剧也很下工夫，九易其稿，莫言与王树增各写三稿，后应王向明要求，莫言又改了三稿。《我们的荆轲》则是莫言写于2003年“非典”时期，2011年在人艺首演，是莫言的第一部大剧场话剧，上演后也收获不少赞誉。

从这两部戏，可以看出莫言对于历史剧的钟情。两部戏的历史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如何旧瓶装新酒，还是颇有挑战性。莫言选择用现代视角重构了历史的真实。《霸王别姬》不同于舞台上曾有过的诸多版本，将一部男人戏变成了女人戏。历史上的吕后，狠毒残忍，但在《霸王别姬》中，吕雉褪去政治沉重的外衣，更像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情感角色。她和虞姬都爱上了项羽，两人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爱情和男人的辩论，却彼此都被说服。虞姬认识到和帝业相比，儿女私情轻如鸿毛；而吕雉则领会到，即使贵为皇后，一生中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爱情，将是致命的缺憾。这决定了两人此后的种种选择……莫言接受采访时，坦承如果自己是项羽，绝对会选择吕雉“吕雉的感情比虞姬要深沉得多”。

有人评论《霸王别姬》中的“历史人物和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但又近在咫尺”，这正是莫言所期待的效果。他曾发议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剧都应该是当代剧。如果一部历史题材的戏剧，不能引发观众和读者对当下生活乃至自身命运的联想与思考，这样的历史剧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在《我们的荆轲》中，莫言似乎走得更远。莫言谈及此剧的创作，“是一次‘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荆轲”不是重点，“我们的”才是该剧表达的重点，即所谓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荆轲。《我们的荆轲》一开场便与众不同。“这是哪？这是首都剧场！”“哥儿几个，这场戏咱们得好好演，演好了您就出大名了！”戏中不时以这种出戏场景，提醒着观众，这既是历史，也是戏剧，其实无甚分别，竟有了点“娱乐至死”的意味。故事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并无大改动，莫言的颠覆表现在“对每个人物的行为动机做了大胆的推度”。荆轲刺秦不再单纯是慨当以慷，而是变得复杂游离。剧尾荆轲终于意识到这场著名的刺杀，与正义无关，而像是一场表演秀——但他最终还是选择舍命以博名。这是莫言对荆轲刺秦的现代解读。《我们的荆轲》首演后，莫言被人艺聘为第十一位“荣誉编剧”。

如今的诺奖效应，除了催生书籍出版，人艺也宣布敲定话剧《霸王别姬》第二轮演出时间，将于2012年12月19日起连演五场。在新书的序言中，莫言写道：“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

学习蒲松龄，向民间回归

诺奖授奖词中，称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顶帽子造就了莫言的荣耀，也每每成为他想要挣脱的桎梏。“魔幻现实主义”是拉丁美洲人的发明，集大成者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其他文学地域的作家被贴上这一标签，写得再好也往往被认为是学习和模仿。莫言也在探索自己的新路。

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率先提倡：“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拉开了“寻根文学”的大幕。贾平凹、李杭育等人的呼应，莫言也身受影响，他开始将对意象的铺陈转换到对传奇的兴趣。齐文化“泛神论”的浸淫，童年时耳熟能详的鬼怪奇谈，开始在他的胸中发酵。继《红高粱》、《丰乳肥臀》后，他也在反思“寻根”。“‘寻根’很快又走向了反面，那就是出现了一批专门描写深山僻壤落后愚昧痴呆病态泼妇刁民的作品，好像这就是我们的根了。”“一个作家要想成功，还是要从民间、从民族文化里吸取营养，创作出有中国气派的作品。”

他自言写《红高粱》时“就是在呐喊”，尽管再也无法企及当年的激情，但莫言还是认为那是自己“不成熟”的一段时期。他也在考虑如何在“魔幻现实主义”的旗帜下突围。莫言硕士论文的题目就叫《超越故乡》。他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化靠拢，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蒲松龄。莫言写过一篇小文，名字就叫《学习蒲松龄》。他戏拟了自己与蒲松龄相见的场景，这位“祖师爷”给他当头棒喝。而回忆几十年前还没开始写作，莫言说他就已知道蒲松龄，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

莫言说：“到了写《檀香刑》时，我的追求已经十分自觉。我想我首先要用一种跟自己过去的语言、跟流行的翻译腔调不一样的语言。这时候我想到了猫腔的戏文。所谓‘撤退’，其实就是向民间回归。”2001年创作的《檀香刑》，被莫言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借一位农民运动领袖被捕后接受酷刑的引子，再现了一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运动和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小说采用了“凤头”、“猪肚”、“豹尾”的古老结构原则，说书人的叙述立场，章回体的小说形式，处处可见强烈的中国民间美学。即使是那个被指完全模仿《百年孤独》的开头：“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最后评论家阅毕全篇仍得出结论，自此“莫言一退十万八千里”，在后面的篇幅中彻底将小说“带回我们古典和乡土的伟大传统的地平线”。“这是向马尔克斯致意，也是向马尔克斯告别。”

2003年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继《檀香刑》之后让莫言再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但最终仍与茅奖擦肩而过。小说名字源于莫言的亲身经历。小时候莫言嘴馋，又爱吹牛，为此没少给家里惹事。他说像这样的孩子在村里被叫做“炮孩子”，意思是说话像放炮，无遮无拦。小说借一个“炮孩子”的视角，折射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的时代变革。小说仍然选择古典小说的章回体，而讲故事的地点“五通神庙”，据说就出现在《聊斋》里，是故事中欲望的象征。

2006年，莫言另一部重磅长篇《生死疲劳》出版。这一年，他借住在北京一位朋友的房子里，靠手写仅用了四十三天时间，耗去三瓶墨水，写出了四十三万字的《生死疲劳》。这种速度，可以想见他在创作时喷涌不绝的滔滔文思。书出来后，“有人说我是学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看完后对我说，莫言，你是借这本小说向蒲老致敬。”看起来莫言比较认可这一观点。《生死疲劳》将民间叙事中的“六道轮回”融入其中。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变成驴、牛、猪、狗、猴，最后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的大头婴儿；大头婴儿滔滔不绝讲述自己身为畜牲时的种种奇特感受。小说透过各种动物的眼睛，观照半个世纪内中国乡村社会庞杂喧哗的蜕变历史。“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姑姑的故事与大江健三郎

姑姑是莫言最喜欢的亲人。“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给看完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我们就瞪着眼听。她医药箱里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是我们最好的玩具。”姑姑管贻兰在当地家喻户晓，她当妇产医生一辈子，大部分本地人都是经她的手来到人世。莫言的哥哥姐姐、莫言、莫言的女儿管笑笑，都是姑姑接生的。

姑姑识字，从小跟大爷爷学开药方。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于是姑姑顺理成章被县卫生局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因为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管贻兰一段时期内是当地最不受欢迎的人。“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

莫言说，有的人家生了女孩，为了再生一胎就把孩子藏起来，或者假报孩子死了。但计生委规定第一必须有接生护士签名，第二得有死去的婴儿尸体为证。“姑姑有时无法，就从别的地方弄个婴儿尸体，搪塞一下。她干过很多这样的事。”

甚至莫言自己也遭遇了“被计划”。那时莫言刚调到北京，妻子杜芹兰怀上了第二胎。“如果我是普通战士，是志愿兵，可以要第二个孩子，但我们总部机关特别严，不能要第二个孩子，几千干部都没有第二胎，不能因为我影响了整个单位的荣誉。”莫言只得回山东劝说妻子。杜芹兰流产完，县里奖给莫言家一台洗衣机，而流产手术就是姑姑做的。

莫言小说里的人物，大都可以在“高密东北乡”找到原型。《红高粱》中的王文义是莫言的老邻居，真名实姓，《红高粱》里把他写死了，莫言后来还赔了人家几瓶酒。《天堂蒜薹之歌》是结合山东“苍山蒜薹事件”和自己四叔的遭遇。《生死疲劳》里的“蓝脸”，是自己生产队里一个单干户的原型。他很早就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萦绕多年后，当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期限已到，舆论开始纷纷讨论计划生育这一主题时，莫言终于找到写这个故事的时机。他在2010年写出了《蛙》这部长篇。

小说《蛙》中的“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丧生她手未及出世的婴儿也不在少数。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行医生涯的另外两件大事。“姑姑”的一生，与新中国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密不可分。在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姑姑”喝醉了，摇摇晃晃往回走，结果走到了一片洼地。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地叫着，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那片宏大的蛙声，让“姑姑”觉得是死于自己之手的无数婴孩的啼哭，这声音让她无从逃避……

旁观者莫言，借姑姑的创痛，暗示了一个时代与民族的隐痛。他也坦承当时自己放弃孩子，更多是出于个人前途考虑，现在年过半百，“感觉自己是有罪的，不应该那么做。”他说自己早期的写作大多“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我内心深处的恶。”莫言把《蛙》定义为“直面灵魂”之作。“我从前讲过我的几个阶段：把好人当坏人写，然后是把坏人当好人写，最后是把自己当罪人写。”

《蛙》与一位日本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就是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现年七十七岁的大江健三郎比莫言年长二十岁，非常欣赏莫言的写作，自2000年大江访华与莫言相识，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江健三郎中文作品的翻译许金龙说，自己以前每年到大江家拜访，“大江都会小心翼翼从楼上书房里，捧出珍藏的茅台酒，告诉我说：‘我现在不喝它，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跟他共饮这瓶美酒。’”

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再次来华，专程与莫言一起回老家过年。大江与莫言姑姑见了一面，对她的故事很感兴趣，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提到姑姑。他鼓励莫言把姑姑的故事写出来。《蛙》分为五部分，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引出。有评论者认为“杉谷义人”就是隐喻大江健三郎。不过莫言否认了。但在十八年前，大江健三郎就开始预言莫言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并多次向诺奖评委会推荐莫言。莫言为西方读者所知，并最终荣获诺奖，和大江多年来的一贯支持也不无关系。

《蛙》在2011年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如今莫言又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多数人看来，他已经攀达荣誉的巅峰。莫言当然也有过困惑乏力的时刻，自言“有时候感到自己才华横溢，有时候感到自己蠢笨如驴”。不过他接着说：“永远自信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魔鬼。”这是属于莫言式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