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2011年浙江省春季人才交流大会在杭州举行。
随着“民工荒”和“涨薪潮”越来越受到舆论关注，与之相关联的一个新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们出身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毕业后却又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和这些未曾“越过龙门”的兄弟抢饭碗，职业和工资相差无几，同样在城乡之间漂浮，他们被赋予了这样的称谓———大学生农民工。而民工化就业，正成为越来越多农村大学毕业生的无奈选择。
“说到底，我也是个农民工”
3月13日中午，在义乌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的湘妹子宋彤匆匆赶回租住的公寓吃中饭。“在单位叫外卖，一荤两素的快餐就要10元钱，自己烧面条吃，不到两元钱就够了。”宋彤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是1500元，光房租就要400元，还要负担正在上大学的弟弟生活费，经常入不敷出。
宋彤2008年从湖南吉首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毕业时，正赶上金融危机，在当地找了半年的工作依然没着落，后来听在义乌打工的初中同学说这边工作比较好找，就向家里要了500元钱赶过来。
“我也没想到，我一个大学生竟然要来投靠初中生，干和她一样的活，发到手的工资还没有她多。”宋彤说，在那家厂干了半年后，她跳槽到一家外地企业驻义乌办事处当文员。“原来在厂里上班吃住不用愁，花不了多少钱，每月1400元的工资我可以寄回家1000元。在公司上班虽说每月也有1300元工资，可交完‘五金’后，能发到手的不到1000元，还要自己租房子，就很难有钱往家里寄了”。
去年，宋彤的弟弟考上了大学。父母和她商量，希望她承担弟弟每月500元的生活费。宋彤只得辞了文员的工作，到现在的外贸公司上班。
大概以为宋彤在这边过得不错，去年8月开始，她的几个姑姑、表妹先后来到义乌找工作，住进了她租住的公寓。“就这么十几个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住三个人，平时吃的用的都要我掏钱。”一次，囊中羞涩的宋彤让姑姑去买了一瓶洗发水，没想到当晚父亲就打电话来骂她，说她上大学时姑姑家还资助过她，怎么可以大学毕业了就忘恩负义。“说我一个大学生工资还没有姑姑她们高，谁信呢？其实，我也是和她们一样的农民工呀！”说到这里，宋彤已经眼泪汪汪。
“专业不对口，我们没有优势”
宋彤以前的同事徐丽霞3月5日刚被外贸公司炒了鱿鱼，顶替她的是一名高中毕业生。“这没什么奇怪，我学的是计算机，现在做财务；徐丽霞学的是工程管理，做的是文员。因为专业不对口，在工作上和其他人相比，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老板反而会觉得你眼高手低，出一点小失误就会找人顶替你”。
3月8日下午记者找到徐丽霞时，她正在义乌人力资源市场找工作。“下过工地，跑过业务，不怕苦也不怕累，好不容易当上文员，半年不到竟被炒了鱿鱼，想想真没意思”。
来自重庆的徐丽霞是独生女，大学快要毕业时，东阳的一家建筑公司到学校招人，她不顾父母反对跟了过来。可是，她没能留在总公司坐办公室，而被安排到外地的一个建筑工地，在那里待了8个月。看看回总公司遥遥无期，在男朋友鼓动下徐丽霞辞了职。接下去是结婚、生子。孩子十几个月大后，徐丽霞把儿子交给在重庆的父母带，来到义乌找工作。“我婆家在金东区，老公在东阳，我就选择义乌这个中间点，没想到找一份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竟这么难。”徐丽霞一开始在外贸公司跑业务，后来当文员，没想到春节过后一个刚来公司做内勤的女孩竟顶了她的岗。
无奈一个人干两份活
王剑品家里世世代代是农民，2005年他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学，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我考上大学后亲戚们都来祝贺，认为我毕业后肯定有出息”。
2009年初，快毕业的王剑品开始四处找工作，屡次应聘受挫后，他选择了一家小公司。要吃饭、租房、坐公交，一个月800元工资根本无法应付最基本的开销，而他又无法再向家里要钱，甚至无法跟家人诉苦。百般无奈之下，他选择晚上到一家火锅连锁店做兼职。“火锅店晚上上班，每月有将近2000元工资，还管吃住，而我在公司上班到现在一个月才1200元工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供出了我这个大学生，绝不允许我在火锅店当服务生，但两份工作一起做又有些吃不消。我已经和金华的一家快递公司联系好了，5月份去上班，说是业务经理，其实就是当快递员”。
说起大学毕业生民工化就业，王剑品说这是无奈的选择。“城里的同学，家人能够帮着找工作 ，哪怕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也有地方吃，有地方住。而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不行了，毕业后就成了家里的希望，不但不能依靠家里，家里还想着依靠我呢，不尽快找份工作行吗？但我相信，哪怕当了农民工的大学生也有自己的抱负，目前的选择只是权宜之计”。
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民工化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有几个特点：一是家庭情况较差，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本以为可以“靠知识改变命运”、“鲤鱼跃龙门”，但现实很残酷，没有足够的人脉资源，他们很难在城市立足，更别说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二是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又没有找到理想的岗位，只能得过且过；三是心理压力较大，他们往往是农村父母的骄傲和希望，一方面提醒自己要从低处做起，一方面又觉得社会地位如此之低难以承受，更害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对倾其所有培养自己的父母造成太大刺激。
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对于中国整体来说是与国际接轨的好事，然而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却充满困惑。学校固定的培养模式、家长的观念意识、学生的自我定位、社会的传统观念、社会对普通劳动者的保障力度等，都会影响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一位大学教授不无担忧地说：“很多农村孩子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如今对农家孩子来说，这条上升通道已人满为患，读书的前景已没有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读书时那么明确了。在读书与命运之间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容易产生严重的幻灭感。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成为一种压力和命运的赌局。”
对此，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的吕老师认为，大学毕业生调低就业期望值，反映出他们“先就业后择业，先生存后发展”的务实态度。等他们积累工作经验以后，不仅利于寻找更好的发展机遇，而且工资也有上升空间，而农民工涨工资就要困难得多，因此从长远职业规划来看，依然能够实现“知识改变命运”。
现实挺残酷，未来会美好吗？
金华市人才市场有关负责人指出，多数大学毕业生选择民工化就业实属无奈之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想法，一有机会就“另觅高枝”。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和公司对招聘大学毕业生进行控制，即使招进来也难以委以重任。
但是，从整体角度看，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民工化就业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与转型。无论这些人毕业于几流学校，他们都比一般的农民工具有更好的个人素质、创新意识、学习能力。他们走进生产一线，更容易成长为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技术创新带头人，他们的加入将大大提升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同时，他们还将提升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推动农民工群体社会地位改善。
让人欣慰的是，很多企业家也看到了民工化就业大学毕业生的价值。金华一家电动工具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说，国外很多著名的大企业有两个宝贝：一个是技术创新带头人，另一个就是大批成熟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只要这些年轻人踏踏实实地工作，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与企业一起发展进步，他们的未来肯定会很美好。
对于越来越庞大的民工化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有识之士认为，社会应该加大关注力度，帮助他们走出艰难的处境。现在对于农民工问题，已有多个部门和社会组织介入管理，提供服务，但对民工化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至今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加以关注，掌握他们的规模数量、就业动态、心理状态等相关信息，连情况都不能完全掌握，给予有效的引导和帮助就更谈不上了。
热血青春 彰显担当——辽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