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受邀去北京大学作讲座。在提问时，一个研究生递上一张小条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
“不能拿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理解一个政治家所考虑和权衡的事情。周恩来当时能选择的余地有限。如果他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他就是跟毛泽东决裂。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尽量减少或挽回‘文化大革命’损失的事，由谁来做？他选择的可以说是对他最难最痛苦的做法。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不是套话，真是咬紧牙关在撑着。”金冲及毫不客气地反驳。
1998年，继《周恩来传》上册之后，下册也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档案为基础来写的作品。
“应该考虑到：将来过几十年，所有档案都公布了，人家讲到这本书，最多说你对有些问题写得不详细，或者在当时不便说，但决不能让人家说你在胡说八道。”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很怕邓大姐也给我这样的评价”。
事实上，金冲及最初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结缘，就是因为《周恩来传》。
198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70周年，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金冲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当时并不知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建国后曾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把文章呈送邓颖超看了，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作者的文笔是否堪任《周恩来传》的主笔？
邓颖超点头后，金冲及被调入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对毛泽东，很多事情当时看法不一，写作条件不成熟。所以《毛泽东传》就没有立刻进入日程。其他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资料最齐全，看法也比较一致，所以就先写周传。”
因此，《周恩来传》成为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再也没有任何干预。
作为主编，金冲及看了全部档案，执笔写了大部分书稿，拿到其他人写的初稿后，也要修改、改写，甚至重写。他说：“作为主编，应该对书中每一个字负责任。”
1989年春，《周恩来传》上册(建国前)首先出版。
邓颖超让秘书每天念20分钟给她听。“我那会儿一直提心吊胆。听说以前有人写的周恩来生平，邓大姐边听边说他‘真能编’。我很怕也得到这样的评价。”言及此，83岁的金冲及的表情就像一个等待着论文评判的学生。
不久，邓颖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厅，称赞这本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是一次“最好的尝试”和“一种创新”。金冲及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年下半年，《周恩来传》下册(建国后)编撰工作接着启动。
与上册一样，下册仍由李琦任主审，金冲及任主编。李琦为该书确定了八字方针：史料准确，立论公道。
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以下简称周组)下属的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副组长廖心文和熊华源为写作组成员。
根据分工，金冲及写建国后的前6年，廖心文写从1956年至1966年的绝大部分，熊华源写其余部分，高文谦写文革部分。
接下来的三年中，41岁的廖心文几乎每天都泡在档案室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收藏的领导人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复印给他们，包括领导人的文稿、手稿、讲话记录稿、电报、书信等，按照不同的领导人，分别归类。
不过，中央档案馆也有许多材料没有给他们复印件，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
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次为写《刘少奇传》，工作人员去中央档案馆看会议记录，档案馆只提供刘少奇本人在会上的发言，不让看整个记录。金冲及只好自己去，因他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档案馆才同意让他看，但只能在档案馆阅读、摘抄，不可外带或复印。因此，金冲及在西山脚下的中央档案馆住下摘抄。这些记录非常详细，包括每个人的发言，甚至临时插话、表情。
即便如此，文献研究室的资料，已经浩如烟海。这里的档案也属于机密档案，不可带出档案室，也不可复印，因此需一边查看，一边摘抄。
在廖心文的办公室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见到了这样的小卡片。这是市面上很常见的书摘卡，有时正反两面都抄满。廖心文通常用黑笔抄下某一段材料，某些句子特意用红笔标注出。
退休前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廖心文，是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一直牢记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
一到下午5点，档案室关门，廖心文通常在晚饭后回到办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四年。
1993年初，高文谦赴美国探亲，再也未归，并且带走了他写的周传文革部分的初稿。
当时，周组除承担周传编写工作外，还编撰《周恩来年谱》，廖心文和熊华源都同时参加这两个项目。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成员、当年38岁的安建设，原本负责《周恩来年谱》的文革部分，高文谦离开后，由他接替来写周传文革部分。
他们并不仅仅看周的档案，毛泽东的档案也是必须看的。安建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周恩来的工作批示非常细致，以文革期间而言，周恩来的档案数量至少比毛泽东的多10倍。
几年下来，为了写周传和年谱，廖心文积累了万余张卡片。安建设粗粗估计，自己看了周恩来的档案数万件，整理了两三千张卡片，而后来写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金冲及同样是用80%的时间看档案，20%的时间写作。由于过去的工作条件，他没有做卡片的习惯，但看过的一般能记住，要用时立刻能想起来。
对他来说，看档案的过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脑海中的问题的过程。“有时，最初有一个想法，越看档案越充实和深化。也有时，看到后来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体上看完了，怎么写心里也就有数了。”
“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有缺失”
除看书面材料外，他们还要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关键人物不在了，就走访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当事人，这类材料被称为口述史。这项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走访过的总有几百人。
每次采访，经文献研究室批准后，先跟采访对象联络。对方有时提出，要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研究室与对方通气后，采访就可以进行了。
一般由研究室一位比较资深的领导人带着年轻人去，让年轻人做笔记、录音及事后整理。“我那会儿常带高文谦去访谈，要他作记录和整理。”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走访王力大约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提出：路线只有左和右，没有什么反动路线。毛泽东做了解释，但依然采用了这种提法。
毛、周二人单独谈话很多，都没有记录，他们也不跟别人谈。所以，这一细节成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唯一证据。
廖心文和安建设都曾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家中拜访过。文革时，谷牧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谷老每天都写日记，而且用毛笔，竖着写。”安建设说。
谷牧的日记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线索。1967年的“二月逆流”之后，一批老革命家“靠边站”了。谷牧的日记记载着，1971年的五一节，周恩来积极安排老干部们都上天安门亮相，以促进他们的“解放”。
采访有时会持续数日，或者数次。对乔冠华、吴法宪、王力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所有采访记录会整理出来，返回给采访对象，经确认无误后，归档保存。这些档案只供写作组的人使用。因当时周传和年谱同时进行，这些资料可以在两个组里共享。
即使工作如此细致，金冲及仍然觉得有遗憾：“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找不到。你问我写作中什么最为难，并不是对写周恩来的缺点失误最为难，而是有些重要问题找不到材料很为难。”
《周恩来传》上册是胡耀邦生前看的最后一本书。他曾说，对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说得不够。
金冲及举例解释说，在西柏坡时，每次来自前线的作战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汇总后并在地图上标好，单独向毛泽东报告。最后在档案里呈现的，重大问题只有毛起草的指示。“难道周去找毛的时候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吗？指示中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吗？肯定有，两个人也肯定讨论。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别人在场。没有资料记载作依据，我明知对周的作用反映不够，也只能不多说了。”
而在文革期间，资料更是存在不少断点。“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常写，这段时间，找毛泽东谈话。只有他们两个，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就无法写了。”
热血青春 彰显担当——辽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