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仇富，是因为有些人富得不不正当

我生活在底层，但心理还没有灰暗到要仇视上层；我属于弱势群体，但不觉得弱势群体光荣抑或可耻。我不是靠每天看书读报才知道咱们日益民富国强，而是切身感受到的；我自己就过着越来越富裕的生活，尽管离小康还有一段距离。每每从报上看到有官人落马，涉嫌金额高达上千万元、上亿万元，我都无动于衷；我对阿拉伯数字不敏感，唯独重庆文强落马时，从他鱼塘里捞出来一大堆现金，看到照片我才有所感触。这些年来，国民的神经早就被锻炼得很强大了，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的：“我不怕不怕呀，我神经比较大。”

要说感触深的，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初，我和父亲在地里劳作，父亲到村长家后边的池塘里担水，瞧着塘边黑漆漆的泥滩坚实得很，谁知他一脚踏下去，陷下去半人高。原来这黑漆漆的泥滩竟是村长家吃不掉的苹果和梨等水果腐烂而成的。那年头，平头百姓哪里不知苹果和梨是啥滋味啊？我面对那片泥滩完全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说实话，现在报上所说的上千万元、上亿万元，远不及当年村长家成筐成筐倒进池塘里的烂水果来得“吓人”；在我朴素的思想里，那样暴殄天物才叫腐败呢。因为做农民的，都知道从地里刨点食是多么的艰辛啊。

我上下班必经之路是一条街，中途有家镇政府，前些年我经常看到镇政府门前蹲满了那些抱着扁担或拆断的秤杆的农民；他们从地里摘了两筐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刚兴冲冲地赶到街上，就被城管来了个“缴枪不杀！”像遭遇了灾难似的，他们无不扭曲着皱纹如沟的黑炭脸，蹲在镇政府门外不走；既不敢进去向城管索回青菜萝卜，又不甘心离开。其实，镇政府的门卫倒是挺和善的，就是里面养着的狼狗太凶。我每每经过门口，它就暴跳如雷，令人“敬畏”。2011年有句最动人的话，就叫“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这完全成了赶集农民的写照。我倒不是对城管有什么成见，或者指责他们执法不公；我只是想说城管这个形象太典型了，它就是许许多多强势群体的象征，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霸王文化。前些年流行很广的一个词，叫“被”，一语道破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被征用、被没收、被罚款……

有人算了笔帐，说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元的房子，社会低层人所付出的代价是：农民：种三亩地每亩年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劳作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妓女：需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要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等费用。而放眼祖国大地，有多少人住着高档别墅？又有多少人身兼几套房？他们都是劳动所得换来的吗？我无缘挤身于强势群体，不知道他们是否仇穷？但要说我们仇富，完全是一句屁话。的确，我们怕穷，但我们依旧遵循着“君子取财有道”的古训。如果大家都是靠劳动所获，我们巴不得他们更富一些，我们巴不得向他们磕头拜师，学习致富之道呢；是任何不劳而获的富裕，给予了我们痛恨一夜暴富的权力。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们仇富，是他们富得不正当。